《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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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是鲁思·本尼迪克特于1945年写的，记录了日本人文社会的特点。对于想要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籍！

70多年过去了，也许有些观点已经过时了，但是一个民族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消失的。

没有什么武士道精神、天皇文化 #

一般人谈起日本，总是会谈起他们的武士道精神，而且总是会联想起武士们切腹自杀的情景。

然而根本就没有什么武士道精神，这只是我们通过现象总结出来的行为思想或者为了易于理解日本文化抽象出来的概念！

同理，也没有什么天皇文化。在日本，天皇两个字是不能随便挂在嘴上的。

与中国的皇帝不同，日本的天皇是不可取代的，即所谓的万世一系。

天皇可能在某些时代没有实权，但是他不会消失，也不会被取代。

天皇和贵族以下，有四种世袭等级：武士、农民、工、商，其下还有贱民。

贱民地位类似于印度的不可接触者，主要从事如清道夫、掩埋死囚等职业。这些人被排斥在正式的社会组织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在贱民之上。维持社会稳定的是武士和农民。武士无需考虑生活来源，完全依赖领主。武士的佩刀不是装饰，而是特权阶级的标志。

日本社会稳定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的每个阶层都得到了保障，甚至包括贱民阶层，这种保障是其对所在行业享有垄断经营权，每个阶层有自身的限制条件、规则，但也更有序。日本还提供了一些巧妙的措施来实现阶级的跃迁，如商人购买土地成为地主，他们的子女与武士通婚，也就成了上层阶级。

关于日本社会为什么这样稳定，温铁军老师在一期视频中也讲了类似的观点（日本经济多次崩溃，为何不像西方一样爆发社会动乱）。

中国是以仁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如果皇帝不仁，就要推翻他。

而在日本，忠和孝是最高的道德要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天皇能够万世一系，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仁违反了天皇体制，因此没有被采用。

在孝道方面也有不同，中国的孝道是包括长辈和祖先，而日本的孝道只包括近祖，或者说活着的人，如果父亲做了不义之事，也不能违抗。

忠道也不同，日本的忠道是对天皇的效忠，而其上级和长辈有权利代表天皇行使这种权利。而人们为什么要效忠天皇呢，因为皇室被视为“天照大神”的后裔（在日本二战失败之前是这样的，二战失败后天皇被迫承认不是神的后裔）

日本人一生都活在报恩的阴影之中。

他们天生就无条件的承受了“皇恩”、“亲恩”等等恩赐，也就有了相对应的义务——如神风队的每个自杀都是“报效皇恩”。

日本人生活中也充斥着“承恩”——如行军前喝的每口酒都是“皇恩”。但是他们讨厌对其他人的“承恩”，如果你给一个日本人递一根香烟，这会使他难堪。对于这种“承恩”，日本人一定会尽快给予“回恩”，并且还是“带利息”的那种。

日本社会存在两种情理：对社会的情理和对名誉的情理。

对社会的情理可以理解为报答其他人的义务。在日本，对岳父岳母的义务是出自于情理而不是孝道。比如岳父母经济上困难，女婿必须要借钱给他们。

对名誉的情理则可以理解为对名声的珍惜、对侮辱的复仇。

日本社会中充满着情理，因此日本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总是谨小慎微。日本人被侮辱后从不会“无所谓”，一定要进行复仇！他们认为情理需要达到平衡，承受了别人的恩惠一定要回报，被侮辱了也一定要复仇，如果没有做，那么他就会是可耻的。

日本人对名声的珍惜是出名的，比如：武士直到死也不能显露出丝毫的恐惧和畏缩（武士名分的情理）；教师即使不懂也不允许别人来纠正（教师名分的情理）——所以如果真有“武士道精神”，那么一定也要有“教师道精神”、“实业家精神”等等。

由于复杂的情理，被别人比较下去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比如升学失败的极端者会自杀。因此日本存在着大量减少直接竞争的方法，如小学没有留级的制度，成绩单记录的是操行成绩而不是学习成绩。还有一种中介人制度，比如相亲、找工作、离职等日常都需要中介人介入来避免直接冲突。

日本人天生就背负着“恩情”，以忠和孝作为道德要求，这也导致他们缺乏个人色彩。

当日本人说“你要自重”时，他是在说“你必须精明的估计自身处境的所有因素，不做招致别人的谴责或减少成功机会的事”。

当日本人说“真诚”时，他是在说“不要感情用事，要遵循日本道德准则和日本精神”。

日本人的世界不用好坏来划分，他们认为只要遵循其本性，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格言看做是中国人劣根性的证明。

读完这本《菊与刀》，或许我们就能够理解日本人的一些行为和日本发生的一些现象。